宋庆龄在现代历史中很有分量，人们还称她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她与毛主席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
关于她晚年的内心世界，公开的信息并不多。她对江青的态度变化也非常复杂。幸运的是，她也曾经历过一些如同阳光照进窗户的美好时刻，这让她内心充满了许多感想。
关键人物宋庆龄
在那个战火连天的革命时期，毛主席和宋庆龄虽然未曾谋面，但彼此心照不宣。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主席作为湖南代表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孙中山先生都采纳了。当时，宋庆龄在上海没有出现，但她对毛主席的意见非常认同。
当时的宋庆龄也是各方势力争夺的重点。国民党右派希望拉拢她，动摇她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但宋庆龄坚定地推动了国共的合作。
在汪精卫等人无视大家的反对，执意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通过一份严厉的声明，明确表示与他们断绝关系。
这表明宋庆龄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信念，她认为共产党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宋庆龄也向全世界呼吁“保卫中华苏维埃”，要求阻止蒋介石的暴力行为。
这件事在当时也产生了影响，对毛主席等人来说，这个机会显得格外珍贵。能够发声的人只有宋庆龄，因为她身处高位，国民党内部没有人敢真正触碰她。
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开时，宋庆龄和她的外国朋友们举杯相庆，并特意写信给毛主席表示祝贺。
毛主席收到宋庆龄的信后，也感到非常高兴。他称赞宋庆龄为“热心赞助”。在书信往来中，两人充满了信任和尊重。
在1936年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宋庆龄把一封关于“国共合作”的重要信件托人送给了毛主席。那时，国共两党已经十多年没有联系了。这封信成为了重新合作的起点，从这一点来看，共同抗日的大计就是在这一刻开始有了雏形。
第二年二月，国家正面临困难时期。宋庆龄作为中央执行委员，批评了蒋介石对待中共的政策，并发表了著名的《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讲。迫于压力，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宋庆龄提出的“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主张，开始走上谈判的道路。
如果没有宋庆龄的努力，这些事情恐怕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实现。
1941年的局势变幻莫测，宋庆龄在香港，而毛主席也在远方发出支持的声音。她两次写信给蒋介石，严厉指责他背离了孙中山的遗愿，并再次呼吁国民党要“遵守总理的遗训，保障所有抗日党派的权利”。
在新四军面临困难的时候，宋庆龄想方设法筹集了许多物资、药品和资金进行支援。毛主席得知这些善举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宋庆龄公开表示：“国民党反对派发动的这场战争注定不会胜利。”
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一直牵挂着宋庆龄，对她为解放区人民所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大家都称赞她是一位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的优秀领导者。
有了这样的背景，宋庆龄的态度显得极其重要，她始终是那个能影响国家命运的关键人物。
1949年的春天，解放战争就要结束了。宋庆龄从上海坐火车来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她不想接受欢迎，也不希望有人迎接她；但是毛主席非常着急，他翻看日历，计算着宋庆龄什么时候会到北平。他期盼的心情，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专列一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已经在车站热情迎接，这种情况在近代史上很少见。
那年11月，宋庆龄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就打算从北平回上海。
这次到北京，是宋庆龄和江青第一次碰面。江青早就听说过宋庆龄的许多事迹，对她十分尊敬。何况在新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很多事情都需要宋庆龄的支持，江青明白其中的分寸，总是表现得很客气。
当宋庆龄离开时，是江青送她到车站。这说明毛主席早已把宋庆龄当作家人，才会让自己的妻子去送行。
因此，宋庆龄对江青的印象不错，觉得她很有教养。后来，当宋庆龄对外人提到毛主席的夫人时，她只用了七个字来形容：有礼貌，让人喜欢。
她当时完全没想到，那个女人将来会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浪。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对全家的生活费用管理得非常严格，从不许可家人多花费一分一毫。
江青的工资不算太高，家里还得照顾生病的毛岸青，再加上李敏和李讷姐妹正在上学，有时候毛主席的一些亲戚也会来北京看病，所有这些开销都得由毛主席一个人承担。这些费用让毛家的经济状况非常吃力。
卫士李银桥曾起草了一份关于首长薪金适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的文件。毛主席最初认为3元的伙食费标准太高了，直到李银桥解释说这3元中还包括招待客人的费用后，毛主席才勉强同意。
江青也只能按照这些规矩来行动，不过她的想法已经开始慢慢改变。
1956年，宋庆龄在上海设宴，邀请印尼总统苏加诺参加。当时，江青和刘少奇夫妇也来到了聚会现场。江青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宋庆龄看到后，夸奖她说：“你举止文雅，服装也挺得体的。”
听到这样的称赞，江青心里乐开了花，但她忽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事情。
那时候，新中国已经和很多国家有了来往。毛主席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从不穿西装，这让江青感到有些不解。
她对宋庆龄说：“我劝过他能不能在接见外宾时穿西装，这样可以改变大家对中共领导人穿衣服单一的看法，但毛主席不以为然。”
她跟宋庆龄说这番话，是因为知道毛主席很看重宋庆龄，觉得自己的提醒可能没效果，但宋庆龄说的话毛主席一定能听进去。
宋庆龄笑了笑，脸上有多种意思，提醒她毛主席这么做有自己的考虑。
那时候的江青，穿着虽然得体，但这次见面与以往不同。以前她是以毛主席夫人身份出现，而这次，她的身上多了一些政治意味。
宋庆龄看透了江青的骄傲和轻狂，她意识到自己对江青的了解已经不够了。
旁边的服务员小张回忆说：“那时候那位女士架子特别大，是我见过的中央领导家属中最傲慢的一个。”
宋庆龄的忧虑最终成真了。
宋庆龄见过许多高层领导人的配偶，其中与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关系也比较亲近。
江青和邓颖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作为领导人的妻子，仅仅经历过许多困难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优秀的品质。
邓颖超是个非常乐于付出的人，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她能够深刻理解自己的丈夫，支持他的理想。同时，她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江青也能努力工作，但她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她不喜欢别人叫她“毛主席夫人”，反而更希望别人直接叫她的名字。后来，在处理关于她的文件时，如果文件上写着“毛主席夫人江青收”，她就会把它们放到一边，而那些写着“江青收”的文件，她则会单独整理出来。
她自己也说过：“他们把我当夫人看待，其实我并不是靠毛主席吃饭的，不过毛主席还是很尊重我的。”
她说自己“完全靠自己”，这其实只是在吹牛。事实早就证明了一切。
江青非常渴望权力，这后来变成了她的野心。她常常不顾规矩，直接闯入毛主席的居所，想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干涉政务，这让毛主席不得不公开声明，要与她划清界限。
要是把两个人一对比，就能看出明显差别了。
周总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出他的办公室。但邓颖超却从不主动进去，最多也只是在门口探头看看总理的情况，从不进去打扰他。
江青知道宋庆龄是个很难对付的人，所以一直对她多加小心。
1966年夏天，宋庆龄家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考虑到宋庆龄的安全，立刻调派了一个加强连，分成三班轮流守护在宋家门口，日夜不停。
宋庆龄也知道这场风雨不可避免，于是她命令卫士长关上了两扇大门，只留一个小门以便观察外面的情况。
热情的群众依然把宋家围得紧紧的，不少年轻人给她写信，希望她能改变以往的发型和穿着。
宋庆龄摇了摇头，苦笑着说：“孩子们太不懂事了，可别让他们害了我们这些孩子啊。”
江青抽空去“看望”了宋庆龄，态度显得很得意。两人简单寒暄了几句，江青就开始不停地夸耀自己做的事情有多重要。而宋庆龄始终很从容，面带微笑地看着她，没有反驳什么。
江青离开后，宋庆龄好几天都心情不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不到，她父母的坟墓也未能幸免于难，原因只有一个：那是因为他们的坟墓属于蒋介石的岳父岳母。
宋庆龄心里有点发愁，就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能帮忙保护她亲人的墓地。当时，上海民政局已经被姚文元和王洪文掌控，但他们还是因为怕总理的威望，只好重新修缮了宋家的墓地。
新建的坟墓上现在只刻着宋庆龄一个人的名字，没有了其他的名字。宋庆龄心里有很多的不情愿，但她已经不想再写信麻烦周总理了。
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特别指示，宋庆龄才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
江青想用某些手段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她在宋庆龄面前夸耀自己的手下如何无所畏惧，胆子大得没边。宋庆龄听到后，再次提醒说：“他们的行为需要管管，不能伤害到无辜的人。”
江青听了这话后，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她认为宋庆龄这样说是在否定她的努力。她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因此两人的谈话不愉快地结束了。
1966年是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宋庆龄决定出席并发表讲话，这也是她以自己独特方式回应外界的一个好机会。
江青发现《宋庆龄选集》里有总理的题字，顿时生气地把书扔到了地上。而在纪念会上，宋庆龄优雅地上了台，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后来的日子里，宋庆龄常常故意躲着江青，两人几乎没什么来往。她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反对和不服。
总算，她看到了这一切的终点。
在动荡结束后，她先后参加了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等多项活动，还参加了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会。
宋庆龄一生多次想加入共产党，但当时党认为她在党外能更好地支持革命事业。尽管如此，党内的重大事务她都能参与。面对这种情况，宋庆龄虽然眼含泪水，但还是理解了党的决定。
1981年，宋庆龄在身体不适的时候又一次表达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为此迅速召开了一次会议。
在病床前，廖承志握住宋庆龄的手，激动地说：“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中央已经决定正式接纳您成为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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