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封锁长春，心理战为主
1948年9月，正当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悄然向辽西地区秘密转移，蓄势待发，准备发动锦州战役之际，长春周边仍旧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
城池久围已达四个月余，城内国民党军队士兵早已饿得筋疲力尽。他们每日所领的口粮仅限于三两大米、三两高粱，辅以少许豆饼与酒曲。待遇相对优渥的主力新38师士兵，每日额外可得三两大米（按旧制，一斤十六两计算）。60军粮草告罄，只得发行代金券。士兵们手握钞票，却难觅粮食与蔬菜，唯有以盐水为生，勉强度日。饥饿的折磨让近十万国民党官兵面色憔悴、身体羸弱，众多人患上夜盲症，士气亦降至谷底。
为了维系这座荒废的城池，郑洞国可谓是费尽心思。遵照蒋介石“以民养兵”的指令，他下令驱逐了十余万难民。城内实施了严格的粮食管制，无粮可储的居民被迫离城。一名警察需驱逐八人，一名保长则需驱散三家。军队内部的家属尽可能地被动员疏散，缺乏战斗力的杂牌军和土匪部队被宣布解散，政府公职人员则以教员的身份被遣出城。总之，城内食者越少，越有利于节约粮食。为了节省粮食，禁止开设饭馆和点心铺，空地需种植蔬菜，所有可食用的物资如酒糟、糠皮、野菜、树叶等均需充分利用。对于敢于抢夺粮食的饥民，实行了坚决的镇压，不问情由，格杀勿论。面对最为艰难的局势，郑洞国也留有后手。他手中保留着三个月的战时军粮，除非解放军攻城，否则决不启用这些最后的储备。他还将城中的中学生和高小学生集中起来，组建了一个幼年兵团。声称是为了避免他们扰乱社会秩序，实则是在为战争时将这批孩子作为补充兵源，让他们成为战场上的牺牲品。
在十万大军的严密封锁之下，城内的粮食日渐短缺。卫立煌并未忘记郑洞国，竭力向长春实施空投补给。在6月之前，飞机的降落次数寥寥无几，然而，自6月20日至8月15日，平均每日空投飞机11架次，到了8月20日以后，这一数字攀升至每日20架次，而9月13日更是创下单日29架次的历史新高。据估算，空投的粮食总计超过5000袋，足以支持九万国民党军队维持两个月之需。我军架设的高射机枪对敌机进行扫射，迫使国民党空军匆忙丢弃粮食后匆忙撤退。相当数量的粮食落入我军阵地，而国民党军队仅能获得60%至70%的补给。再加上分配不均和军官贪污腐败，最终到达士兵餐桌上的粮食已是寥寥无几。
在党中央和野战军总部的明确指导下，由萧劲光、萧华领军指挥的围城指挥部，多次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明确了围城作战的三大战略目标：广泛动员民众，加强封锁措施，并全面展开对敌方的政治攻势。自9月中旬起，针对那些因敌我双方封锁线而滞留在城郊的数万难民，实施了分阶段的放行与救助。每个关卡每日释放2000人，经过严格的检查与登记后，将其安置至附近的村落。地方政府迅速设立了数十个救济站，为难民提供热稀饭。至9月18日，长春外围已成功疏散难民达8万人，加上后续陆续逃出及获得救助的难民，总计约20万人。
一方面，我们积极救济难民，另一方面，我们加紧了对长春城外的封锁。我军将长春城外五十里范围划定为封锁区域，并设立了三道严密的封锁线。敌军即便出城一日，也难以寻得粮食，而粮食走私更是难以突破层层哨卡。尽管城内居民有所疏散，但饥饿的状态并未见有任何缓解的迹象。针对敌军士气低落、悲观失望以及内部矛盾加剧的现状，围城指挥部深入研究了针对敌军的工作策略。萧华政委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指导思想，这一方针得到了全体成员的一致认同。在分析敌情时，大家认为长春守敌由国民党嫡系、云南滇系以及地方杂牌军组成，各方之间存在诸多矛盾，相互之间排斥；由于长期被困，他们已成为孤军，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愈发艰难，士气必然不断下降。通过我方地下党的工作和阵地前的接触，敌军对我方政策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开展多样化的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力求实现不战而胜的目标。
在围城指挥部领导下，各部队指战员掀起了政治宣传的热潮。有的向敌军阵地上打宣传弹，有的在护城河里放小木船，将宣传品送到城里。有的缝制慰问袋，内装食品和宣传品送到敌军阵地前。有的部队过节会餐，请国民党士兵过来吃饭，对他们进行政策宣传，这些方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最普遍与收效最大的是阵地喊话，围城各部队都形成了群众性的喊话运动。独立6师16、18团的干部亲自到前沿战壕里喊话，营以下干部也都轮流参加，常常从夜里喊到天明。起初没经验，在前沿站着拼命喊，声音小又容易被敌人打冷枪。后来改用喇叭话筒，效果好多了。独立10师发明了弯形长话筒，人隐蔽在沟里喊，话筒一直伸到敌军阵地前。大家对这个发明很感兴趣，老乡们说：“这大喇叭足以让38师头疼，难怪士兵们都往这里涌。”
02、国军垂死挣扎
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涣散了敌人的军心。敌军士兵不断向我军投诚。开始是杂牌军，后来是60军的云南兵。新7军38师是嫡系，一贯骄傲自大，来投降的很少。我军摸了两次哨，抓来4个俘虏，其中有2个班长。通过他们了解38师士兵的心理，让俘虏喊话。38师关内人多，都想家，我方就喊：“你们的家人正期盼着你们归来！”“只要你们投诚，我们必定提供路费，助你们平安回家！”一提到回家，38师的士兵便纷纷泪流满面。不久后，就有3人前来投诚。敌军政工人员对我军的喊话深感头疼，想出了诸多对策，如在班里实行连坐制，一旦有人逃跑，全班人都要受罚。他们枪毙逃兵，派遣特务监视连队，严格控制枪支和人员外出，甚至派妓女扰乱我方的喊话，或向我军开枪，但这些破坏和阻挠并未起到太大作用，投诚的人数反而越来越多，从零散个人发展到成班成排。地方军中结拜兄弟的现象普遍，一人投诚往往能带动多人。我方巧妙地利用这种社会关系，让一些投诚的敌军士兵回去劝导朋友，或派遣家属进行劝说。一些难民和百姓也愿意为我方宣传，瓦解那些零散外出的人员。独立8师通过一个16岁的孩子，在短短12天内就带出了31名投诚的敌军。从6月底到9月底，我方共收容投诚官兵13700多人，其中新7军3700多人，60军3800多人，其余为杂牌军。这一成果充分显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
当我军主力南下锦州作战时，林彪担心长春之敌会向沈阳突围，那边只有十二纵是主力，恐怕挡不住。9月底他命令六纵（缺17师）向通江口方向前进，如果长春敌军突围，就与十二纵和独立师坚决堵住他们。果然不出所料，郑洞国不甘心坐以待毙，10月4日他命令新7军军长李鸿指挥38师向大房身机场出击，企图夺取机场，恢复与沈阳的空中联系。郑洞国命令60军军长曾泽生配合新7军行动，曾泽生态度消极，说：“当前部队士气低沉，突围无望，出击只会徒增伤亡。”面对郑洞国的质问“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曾泽生无奈之下只得遵命，派遣第182师的第54团执行任务。
10月6日，38师发起攻势，目标直指谭家营子、白狗屯、杨家粉房一线，成功突破独立7师的防线，逼近大房身机场。与此同时，新7军61师与60军182师协同作战，分三路同时发起攻击。此前沉寂已久的长春外围顿时紧张气氛弥漫。萧劲光迅速将战况上报野战军总部，总部于7日下达指示：“一兵团须以炮火封锁机场，阻止敌机空投。若步兵能够控制，即刻占领并破坏跑道。”萧劲光遵命行事，在38师占领大房身机场之前，抢先一步将跑道炸成一片废墟。跑道受损严重，机场占领便显得不再必要。曾泽生找到郑洞国，称官兵已无粮可食，饿着肚子难以继续战斗，要求部队今晚必须撤退。郑洞国询问李鸿意见，李鸿也表示赞同撤退。郑洞国长叹一声，脸上流露出绝望与痛苦的神情。在我军部队的反击下，国民党军于8日被迫退回城内，最后一次突围尝试以失败告终。
03、曾泽生策划起义
回到城里，曾泽生找新7军军长李鸿问：“目前我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贵军如何？”李鸿说：“士气低落，大概皆相同。”曾又问：“你看我们能继续守下去吗？”李答：“困难太多。”曾说：“突围，60军是没有希望，你们还可以。”李鸿摇摇头，也表示信心不大。曾泽生知道新7军38师最强，暂56师最弱，试探着问李鸿：“56师可以突出去吗？”李鸿一肚子牢骚突然爆发出来，激动地说：“56师有可能成功突围吗？”李鸿的情绪突然激动，抱怨道：“56师？绝无可能！连61师、38师都不可靠。如今被困城中，尚能勉强维持；若外出，只会四散而逃！”两位军长都情绪低落，长春国民党军的败局似乎已显而易见。
既然困和守、突围都是死路一条，曾泽生就不能不为60军的前途另打主意了。曾泽生不是怕死的军人，但他心里很明白，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把他们从云南调来东北打内战，不过是让他们当炮灰，借以消灭云南地方势力。1946年184师海城起义后，杜聿明就开始怀疑60军靠不住，有战事就让60军打头阵，在装备给养上则是克扣刁难。60军的人都知道，新7军是“皇太子”，60军是后娘养的儿子，总是受排挤。我方掌握了这些情况，打入60军的地下党员杨重（杨滨）曾在军官中做了不少工作。1947年底60军驻守吉林时，杨重领来刘浩秘密约见曾泽生的亲信、暂21师师长陇耀，把原184师师长潘朔端的一封信当面交给他。陇耀与刘浩密谈后表示：起义事关重大，要时机成熟才行。60军听卢浚泉的，卢在锦州起义，他们才好行动。刘浩的说服虽然没有成功，但曾泽生等已经了解了解放军的态度和政策。当1948年3月60军奉命撤往长春时，郑洞国命令曾泽生炸毁小丰满水电站。曾泽生对陇耀说“若要我们破坏小丰满，我已有应对之策。蒋介石欲让我成为第二个花园口（指1938年国民党军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引发重大灾难——作者注）的罪人，我岂会那么愚蠢。”他拒绝执行命令，这表明他已从内心深处厌倦了这种不义的战争。抵达长春后，我方释放了被俘的60军团长张秉昌、李峥，以协助曾泽生建立联络。然而，策动一个军的起义并非易事，尽管他们被围困了三个月，但高层无人敢于公开讨论起义或投降之事。
9月22日夜里，曾泽生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找182师师长白肇学、暂21师师长陇耀来谈一次。他们匆匆赶到，以为出了什么紧急情况。曾泽生考虑该怎样对他们说明自己的想法，大家闷着头吸烟。在陇耀的催促下，曾泽生才说是想和他们商量部队的前途和出路。陇耀似乎领会了军长的心思，表示军长怎样决定，他就怎么办。曾泽生终于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陇耀一听，激动地说：“我早已期待你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60军多年来遭受国民党嫡系的压迫已甚，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破旧，待遇微薄，作战时总是充当先锋，撤退时则沦为掩护。我早已忍受不了这等屈辱，我坚决支持起义！”相较之下，白肇学显得颇为感伤，表示愿意解甲归田。在曾泽生的劝解和解释下，他也最终表示赞同起义。
自那日起，三人间的交往愈发频繁，他们共同探讨着起义的筹备与组织事宜。10月4日，郑洞国下达指令，要求曾泽生协助新7军发起攻势，他们一度计划借此契机发动起义。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他们最终认定时机尚不成熟。原因有四：首先，他们尚未与解放军建立联系；其次，下级军官对此事尚不知情，筹备尚不充分；再者，配属的暂52师立场不明朗；最后，对新7军内部状况亦缺乏了解。曾泽生遂决定采取敷衍的态度参与战斗，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搜集情报。正是这一决策，引出了曾泽生与李鸿之间那段对话。
04、蒋介石令长春守军突围
密谋中的起义因一系列意外事件而提前爆发。原计划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10月10日，国民党一架飞机在长春上空盘旋，投下了蒋介石给郑洞国及李、曾两位军长的亲笔信。信中提到，共军主力正在全力攻打锦州，东北战局急转直下，命令他们立刻带领部队从四平以东转向东南方向撤退。当时，李鸿因突发伤寒卧床不起，郑洞国便召集曾泽生和新一军副军长史说商讨对策。曾泽生表示：“总统的命令虽然轻易下达，但实际突围谈何容易？目前城外共军力量强大，我军士气低落，突围几乎不可能。”史说也赞同地说：“即便成功突围，这七八百里的路途中没有一支部队可以依靠，加之官兵脚部水肿，别说战斗，行走都成难题！”经过一番讨论，最终未能达成共识，此事就此搁置。
回到60军后，曾泽生深知起义行动已不容迟缓。于13日晚，他与白、陇两位师长进行深入商议，最终决定派遣先前被解放军释放的张秉昌、李峥两位团长作为代表，携带双方签署的秘密信件，潜至城外与解放军取得联系。信中明确指出，60军将在16日之夜举起义旗，并恳请解放军提供支援，共同应对新7军的威胁。原本计划两人于15日归队，然而至夜幕低垂，却仍杳无音讯。曾泽生心绪不宁，随即亲自巡视182师和暂21师，郑重嘱咐白肇学和陇耀，务必严控部队，确保一切稳定。
16日10时，曾泽生正吃早饭，突然郑洞国来电话叫他马上到司令部来，有紧急事。曾泽生以为起义之事泄密，顿时紧张起来。经郑洞国再三催促，才勉强前往。郑洞国察觉到曾泽生神色异常，但形势的紧急令他来不及多想，就把刚收到的蒋介石手令交给曾看。命令写道：
长春郑副总司令致函洞国将军及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
酉灰手令已至，我军各纵队均已集中辽西地区，该部应即刻遵令行动。目前油料短缺，一旦守军耗尽物资，将失去进一步行动的可能。若再拖延，错失良机，或将导致战局不利，副总司令及军长等人将因违抗命令而受到最严厉的军事制裁。中正已于删日抵达沈阳指挥，望予以知晓。
中正手启
郑洞国的心情非常痛苦，明知突围不可能成功，但军人又不能不服从命令，只有硬着头皮走上这条死路了。曾泽生反而坦然了，既然蒋介石把他逼上梁山，该是他起义的时候了。曾泽生问郑洞国：“司令官，您打算如何行动？”郑洞国语气坚定地回应：“目前别无他法，唯有遵命突围。我已决定今晚启动行动，后天（18日）进行突围。”曾泽生语气沉重地表示：“我无异议。只是，部队士气低沉，60军突围的希望极为渺茫。”史说也表示新7军状况类似，尽管如此，他仍将服从命令。郑洞国指示他们准备一下，下午开会商讨行动计划。曾泽生立即答应，下午将派参谋长参会，一切将遵从司令官的决策。话音刚落，他急忙离去。在这关键时刻，他不愿在郑洞国处逗留片刻。
05、欢迎起义
在午后，郑洞国在司令部内展开地图，与参谋长们共同商讨撤退策略、路径选择、时程安排及兵力配置。与此同时，曾泽生在军部中显得心神不宁。随着夜幕降临，外出联络的张秉昌与李峥终于返回。曾泽生迫不及待地询问：“联系上了吗？”两人面带笑容回应：“解放军热切欢迎我们的起义！”
昔日，张、李二人在14日晚悄然出城，抵达我军前沿阵地。经严格盘问及逐级转送，他们于15日上午抵达一兵团政治部。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与潘朔端将军及负责对敌工作的刘浩同志共同审阅了曾泽生的信件，确认其内容可信，遂将情况上报兵团司令部。此时，萧劲光、萧华等领导正忙于会议。当天，林罗刘接获沈阳内线情报，得知蒋介石在沈阳已下令长春守军突围，并部署新3军、新6军予以接应。随即，林罗刘迅速下达命令，指示六纵向通江口进发，五纵向彰武西北推进，以截击长春之敌。同时，要求一兵团围城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萧劲光等人正致力于研究如何贯彻总部下达的指示。然而，当他们突然听闻60军即将起义的消息时，不禁感到难以置信。曾泽生的信函中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支持，并表示愿意投身革命，并提出了十一条协议条款。其中，前三条涉及60军出城后的集结地点，这些地点均为我军前沿的主要阵地，但信中并未提及对新7军的态度及其编制情况。有人怀疑曾泽生是在玩弄花招，以虚假的投降来欺骗他人，其真实意图可能是寻求突围，因此对其保持怀疑态度。
刘浩坚信，基于他与陇耀等人的交流，60军在山穷水尽之际选择起义并非全无可能。他毅然决然，愿意冒险前往长春进行起义的联络工作。萧劲光认同刘浩的观点，认为若能成功争取60军起义，将对解放长春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然而，他亦提醒大家不可掉以轻心，即便他们意图突围，我军亦有能力将其彻底消灭。萧劲光等人提出了几项条件，供60军代表深思熟虑。
甲、我们有必要明确对新七军立场的表态，此态度应彰显出我们坚定的反蒋起义决心。
乙、在起义之后，集结的地点及行进路线将均由我方予以指定，所有其他事宜，均将严格遵照我党我军对起义部队所做出的承诺进行执行。
丙、派高级主管谈判。
萧劲光、萧华等同志随即向东北局及林罗刘同志通报了相关情况，并迅速获得了东北局的回复：应坚定信念，确信60军已实现真正起义。东北局与林罗刘同志随即向党中央上报此事，党中央的回应同样迅速。16日，中央来电明确指示：
东北局、林罗刘：
16日，贵处及转发的兵团15日电报均已收悉。贵处争取60军起义的策略以及一兵团对60军的分析与应对措施均恰当无误。然而，在60军对新7军表态时，务须遵守其行动能力的边界。记得吴化文在撤离济南战役时，曾通过电话向王耀武表达他无法继续作战，但又未发起攻击的态度，这是军阀军队在战场上的常见表现。只要60军能够从长春撤退，进入我方指定的区域，并愿意加入解放军的行列，发表通电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支持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这些就已经足够了。贵方应抓住时机，与60军代表进行紧密的谈判，并密切关注这些代表。若曾泽生愿意与潘朔端会面，潘可秘密与曾进行谈判。一旦60军能依照上述方案从长春撤离，一兵团（包括十二纵队）便应进军长春，解决新7军的问题。即便目前无法立即解决，也应逐步采取行动。
中央
十月十六日
中央及时的指示和宽大的政策，使萧劲光等能够大胆放手去做促进起义的工作。曾泽生的两位代表得到我方的肯定答复，匆匆赶回城里向曾泽生报告。这天夜里，暂21师545团的我方内线侯方同志派人来联络，要求该团起义。并带来行动计划，还说已经得到团长朱光云的同意。兵团领导当即指示：
暂缓行动，静待我方指令，同时需做好充分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并严守行动机密。行动的具体时间和路线将在后续通知中明确，要求密切关注两军动态，并将所有重要信息及时上报。
06、60军长春起义。
曾泽生听了张秉昌和李峥的汇报，心里如同一块石头落地，精神振奋。他立刻派李佐、任孝宗两位副师长作为他的正式代表出城去与解放军接洽起义的具体行动，然后，他赶到暂21师师部地下室，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曾泽生宣布起义的决心，得到部下的一致拥护。曾泽生发布命令：暂21师即刻展开行动，对新7军实施布防。同时，为应对不稳定的暂52师，他命令师长李嵩及其三位团长于夜间11时抵达军部，准备实施强制措施，迫使他们服从命令。
李嵩深知形势紧迫，遂于上午9时便赶至军部。然而，因时辰尚早，接待他们的副官长张维鹏只能以敷衍的态度拖延了两个小时。直至11时，他才将曾军长的亲笔信转交给了李嵩。信中内容令李嵩心情沉重，然而他也明白大势已去，只得无奈地表示愿意服从命令。随即，他拨通了副师长的电话，语气坚定地叮嘱道：“务必服从军长的命令，起义，起义，这是保命的唯一途径。”如此一来，暂52师的问题得以妥善解决，60军随即全体起义。唯独军参谋长徐树民，作为蒋介石的亲信，拒绝参与起义，结果被当场扣押。
这天夜里，李佐、任孝宗出城来到我军阵地，刘浩同志很快乘车赶来把他们接到一兵团政治部。他们把曾军长交给他们的蒋介石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交给唐天际主任，以表示60军起义的诚意。唐天际马上打电话向兵团首长报告，过了一会儿，唐天际回来转达兵团首长意见：欢迎60军起义，起义后待遇与解放军完全一样。派刘浩同志作为解放军代表与他们一起进城，与曾军长见面。17日上午9时，刘浩来到60军军部，曾泽生正在指挥部队在市中心挖工事，戒备新7军。听说解放军代表来到，马上赶回军部，与刘浩紧紧握手。刘浩热情地说：“曾军长，解放区的军民正忙于筹备，以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曾泽生激动不已，现场摘下腰间的手枪赠予刘浩，以此表达他弃暗投明后的喜悦之情。
16日的夜晚，郑洞国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在完成突围计划的部署之后，他的心中非但没有涌现出任何喜悦，反而被一种莫名的空虚和沉重所笼罩。他深知，此番突围的风险极大，明日可能便是全军覆没之时。新7军的几位师长并未返回各自的岗位调度部队，反而留在史说副军长的居所中沉迷于麻将，仿佛在预感着明日之死，于是姑且放纵自己，狂欢一晚。
夜幕降临至十点钟左右，郑洞国的手机突响，52师副师长欧阳午匆忙告知：“司令官，60军已决意起义，今夜便行动。”郑洞国闻言震惊，若此情属实，局势将难以挽回。他即刻命副参谋长杨友梅探查60军动态。不久，新7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等纷纷赶到，紧张地汇报称：新7军部附近刚遭遇枪击，60军区域对新生7军加强了警戒，且60军电话亦无法接通，似乎情况已生变。郑洞国试图联系曾泽生军长，却始终无人应答。他无奈放下电话，长叹一声：“罢了，他们如何选择，便由他们去吧。”这一突发变故彻底打乱了他的部署，突围已无可能，只得向卫立煌请示后续行动。众人面面相觑，焦虑不安，最终散去。
17日早晨，杨友梅、史说、龙国钧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等人都跑到郑洞国这里来探听消息。正说话间，60军一位军官送来曾泽生的亲笔信。郑洞国打开一看，曾泽生在信中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劝说郑洞国：“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但是郑洞国作为黄埔学生、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仍然坚持效忠蒋介石的立场。他冷冷地对来人说：“信件我已留下，恕不回复。还请转告曾军长，若他决定起义，请他自己权衡；至于与我同行，我却是难以从命。”
60军使者转身离去，众人接过信件，各怀心思。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提议，不妨亲自与曾军长商谈，探询是否尚有转圜之机。郑洞国沉思片刻，便决意派遣杨友梅、尚传道及崔垂言三人充当说客。三人抵达60军军部，崔垂言向曾泽生陈词，提及往日情谊，恳请他再行深思。然而，曾泽生坚决果断，不容丝毫商量，他要求将此信息转达给郑洞国，令其认清现实，作出明智抉择。言辞不投机，三人只得悻悻而归。郑洞国随即命尚传道等人立即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他本人则将带领随从迁往最为稳固的中央银行地下室，誓死抵抗，直至最后一刻。
07、新7军寻出路
部队已连续近半年处于饥饿状态，体力严重不足，即便不携带任何装备，步行也难以支撑每日四五十里的路程，更遑论战斗中的快速行军。此外，若我们撤退至沈阳，沈阳的部队再退至山海关，新7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后卫，这不就是成为替罪羊吗？再者，还有3000多名伤员和1000多户家属，当初在撤离时未曾给予足够关注，现在却要求我们抛弃他们，这又算是什么道德？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仍未形成统一意见。史说与龙国钧商议后认为，突围已无望，起义必须由郑洞国领导才能成功，目前唯有全军放下武器向敌方投诚一条路可走。他们随即与杨友梅通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邀请杨友梅一同前往兵团部劝说郑洞国。
下午龙国钧来到中央广场西北角的兵团总部大楼，这里已是一片紧张气氛。广场东部是60军控制区，大楼前堆着沙包，窗户里伸出枪口，郑洞国还在准备打。杨友梅把龙领进郑洞国的卧室，郑洞国蒙着被子睡觉。过了一会儿，郑问龙有什么事，龙说请他去新7军军部主持军官会议。郑问李鸿军长和史副军长为什么不来，龙说军长病着，副军长在主持会，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司令官去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郑洞国察觉到新7军也靠不住了，想要挟持他。撑起身来痛斥道：“龙国钧，你与史副军长共事多年，我对你不薄，为何今日却效仿张学良、杨虎城背叛我？”面对郑洞国的指责，龙国钧几乎被激怒至极，沉默了数分钟后，转身离去。
此刻，曾泽生军长在刘浩的陪同下，踏入城外，抵达了一兵团政治部驻地的村落。唐天际主任热情洋溢地走出门外，予以欢迎。众人迅速铺开军用地图，针对60军的防务交接及向解放区撤退的详细计划进行深入探讨。经过一番协商，最终决定：60军自当夜22时起开始交接防务，随后撤离长春市区，向九台、德惠两地集结。若新7军无任何动作，则按此计划行事；若新7军发起进攻，则与解放军并肩作战，共同将其击溃。曾军长对这一安排表示高度满意，简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便急速返回军部，着手部署当夜的行动。
当晚，双方迅速投入了行动。我方独6师与独8师踏入长春城，顺利接管了由60军把守的阵地。与此同时，60军也成功清除了新7军的后方势力，拘押了潜入军中的国民党特务。26000余名将士，手持武器，拖曳着火炮，队伍井然有序地撤出城池。由于部队已饥馑数月，至18日清晨，他们已行进超过20公里，抵达兴隆山独立11师师部所在的村落休整。当地政府与民众早已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将温暖的炕铺让给了60军的官兵。家家户户煮了一大锅香喷喷的白米饭，炖上了香气四溢的猪肉粉条白菜。曾泽生深受感动，他指示各部：“我们已在此半饥饿的状态中生活了数月，肠胃消化能力减弱，今日得此佳肴美馔，切不可贪食过量。”
这天，萧华政委和唐天际主任、解方参谋长、潘朔端将军等来到村里，热情慰问曾军长和60军官兵们。萧华握着曾泽生的手说：“你率部起义，我代表党和人民热烈欢迎你们。你抗日时打过日本人，那时候是国共合作。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要亲如手足兄弟。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就坦率提出，大家研究，不要顾虑。”曾泽生马上说：“我们对共产党挽救60军三万将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后将无条件服从共产党的指挥，并接受相应的教育。”当晚，曾泽生面对部下，笑容满面地说道：“今日起，大家可安心无忧矣。”
17日17时，林彪、罗荣桓向中央发出电报：“60军已发动起义，曾泽生将军已抵达长春东侧的兴隆山，我独立第11师师部。新7军的后方已被60军控制，同时扣留了不愿起义的暂编第52师的三名军官及特务。60军今晚接到命令，将前往德惠。曾泽生已致信郑洞国，劝其投降，郑洞国正在深思熟虑。我方独立各师以及第十二纵队正向长春挺进，以此威慑郑洞国，迫使其投降，并做好消灭拒绝投降的新7军的准备。”
08、郑洞国拒降
西柏坡中央驻地，毛泽东看完电报，与周恩来商量对策。周恩来介绍说：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委托周恩来起草致东北局和林、罗的回电，介绍郑的有关情况，指出郑洞国“现既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夜里，周恩来在油灯下给郑洞国写了一封信，用电报发往长春前线。信中说：“如今，全国的胜败局势已定。”“兄长现在孤立无援，城内人心士气早已离心离德。尽管蒋介石多次下令兄部突围，但解放军的包围已至严密，兄长如何能逃得出？曾军长此次起义，已为兄长开启了一条为人民立功赎罪的道路。在这关键时刻，兄长应当重新回忆起当年在黄埔军校的革命理想，勇敢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旗，率领长春所有守军，公开宣布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及其反动统治，支持土地改革，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可以保证，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容政策，不计前嫌，热烈欢迎兄长的部队起义，并与曾军长及其部队享有同等待遇。”
17日凌晨，我独6、独8师顺利接管了长春市区60军的防御阵地。遵照东北局及林罗刘的指示，一兵团所属各部迅速展开行动，对长春市区进行严密监视，以应对新7军的动向。兵团指挥中心亦迁至长春郊外，全面备战。我军布下天罗地网，誓将敌人一一剿灭，除非他们投降。紧随60军之后，长春国民党地方部队的3000余人也纷纷向我军投诚。
新7军察觉到60军防区已被解放军军队重重包围，全军上下均深感灭顶之灾迫在眉睫。郑洞国依旧固执己见，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丝妥协的迹象。在曾泽生离任之际，他接通了郑洞国的电话，刘浩接听后说道：“我是解放军的代表，长春的形势您自是清楚。我们秉持的政策是放下武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望您深思，切勿再做无谓的牺牲。”郑洞国愤然回应：“既然已败，除了战至最后一刻，还有什么话可说？放下武器，对我来说是绝不可能的！”言罢，他愤然摔下电话，断然拒绝。
郑洞国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新7军将领对他也极为不满，但谁也不敢先提起义之事。这时，一个局外人主动打破僵局。年轻的记者杨治兴与郑私交很好，不愿看到郑洞国如此下场，就假借郑的名义来找史说商量。杨说：“目前突围和战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率部声明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史说听说这话忙问：“桂公意下如何？”杨谎称：“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史说以为是郑委派杨来传达信息，大喜过望，说：“若是郑将军同意，那么一切便有望顺利解决。”
09、我军与新7军协议达成
18日的清晨，史说派遣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长杨天挺以及暂61师团长姚凤翔各自出发，分别与解放军进行联络。解放军方面迅速作出回应，一位姓周的团长仅携一名警卫员抵达暂61师2团，与姚凤翔会面。国民党官兵对此感到震惊，共产党人的胆识令人称奇，在这样的紧张局势下，竟有团长敢于公开步入新7军的团部！两位团长之间的会谈简短而直接，仅达成口头协定，互不侵犯，并要求新7军方面接通电话线，以便利双方的谈判与联系。把握这一难得的机会，史说与李鸿军长商议后决定，于当晚派遣38师副师长彭克立、暂61师副师长宁伟，以及王及人、杨天挺、姚凤翔一同前往解放军指挥部，展开正式的谈判。
我国军队接待了新7军派出的代表，并指派解方（字沛然）参谋长担任我方首席谈判代表。解参谋长对来宾态度谦和有礼，谈判伊始，新7军代表坦诚表示，尽管起义面临一定挑战，但在满足他们提出的条件后，他们愿意放下武器。解参谋长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并表示：“你们的举措我们热忱欢迎，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做法，也是解决长春问题的关键途径之一。”随后，新7军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解参谋长逐一予以回应。据与会者回忆，主要内容包括：
一、在放下武器之际，双方一致同意确保生命与财产安全。（共识达成，一致通过。）
二、坚决不参与群众斗争大会，并确保任何人均不得在群众大会上遭受批判。（双方达成共识，予以通过。）
三、请指派一农场以供新7军人员入驻，并确保他们能够自主谋生。（予以同意，决议通过。）
四、凡有意投身革命工作的同志，将依据原职级进行录用；而对于不愿从事工作的，则予以遣返回乡。（解参谋长提出，“按原级录用”应更正为“给予工作”。经双方协商一致，此提议得以通过。）
五、严禁挪用公款，亦不得对家属进行侮辱。（解参谋长表示：“在解放军及解放区内部，此类现象并不存在，故此规定可以省略。”双方达成一致，予以通过。）
在回应新7军提出的条件之后，我方就其缴械投降的具体步骤以及接管长春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详细讨论，概括而言，主要涉及以下七个方面：
1.新7军代表抵达回部后，即刻发布全军缴械投降的指令。
2.19日上午10点，新7军司令部派遣了三辆大型卡车，并由该军的代表亲自陪同，以确保解放军代表的安全，前往受降地点。在此过程中，必须避免任何职务上的冲突。
3. 新7军所辖部队驻守的大同广场周边，包括中央银行、邮电管理局、省政府、孝子坟、励志社、高等法院、满映、青年中学、海南大楼以及前伪“关东军司令部”等关键据点，均先行撤离。随后，新7军代表亲自迎接解放军部队入驻，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全，并保护新7军的官兵及其家属，以及周边的建筑设施。
4. 确保在10月19日10时30分之前，放下武器并全神贯注地前往指定集合点。
5. 将所有已缴放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按照解放军代表小组指定的适宜地点，分别予以集中存放。
6. 在解放军尚未接管期间，所有仓库及建筑设施将由新7军负责保护，确保无任何破坏或损失发生。同时，新7军将派遣代表与解放军交接管理权。
7.第一兵团司令部及新第七军所辖电台及其机要密码，须无保留地悉数上交，严禁任何形式的损坏或私自留存。
在上述条件下，新7军的代表们均表示无异议。解方参谋长与该军代表共同在协议书上落笔签名，长春和平解放的问题便得以圆满解决。
关于与新7军谈判的经过与我方提出的条件，10月18日夜里东北局向中央作了汇报。电报说：
中央：
一、今日上午，新7军派遣一位代表抵达我独9师2团，与罗、刘师长会面，展开投降谈判。对方提出的条件是，要求我方负责安置老弱病残者。
1.确保每位军官及其生命与财产安全得到全面保障，郑洞国将军亦然。
2. 愿有归家之愿者得以返家，愿有业者得以履职，他郑重承诺：将确保仓库内的武器不受损害，并实现全员武器上缴。
3. 派高级干部谈判。
4. 确保自由，勿当俘虏。
二、现我们的处置：
1. 我军已派遣独9师的周团长前往会面，同时，解参谋长亦被委以重任，作为我方全权代表前往独9师，与能代表郑洞国的更高层新7军军官进行面对面谈判，并着手签订相关协定。此外，领导层正具体部署各师，以确保受降事宜的有序进行。
2. 我们对所提出的条件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这包括郑洞国及所有高级军官。对于愿意返回沈阳的人员，我们将予以热烈欢送。
首先，确定集合缴枪的地点，并安排在日间进行。首先集中38师的人员进行缴械，完成缴枪手续后，以团为单位，需完全徒手前往城外指定的区域待命。
4. 明确指定范家屯、大南屯、双阳、怀德四地为临时集结区域，并委派独6、7、10、11各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带领干部押送武装力量，分别负责将这些武装力量引导至各自指定的集结地点。
5. 高级军官们陪同兵团一同前往，并将他们转送至吉林解放军官团。军官们的家属及其财物亦随行。
6. 在执行武器收缴任务时，应首先掌握关键节点，优先收缴重型武器，并分区域进行详细查验，确保集中统一调配。严禁擅自取用，违者将受到相应处分。
以上处理妥否，请总部速回电。
东北局
10、新7军投降。
根据10月19日的详细记录，新7军完全依照我方既定计划，缴械投降。当日清晨，谈判代表自新7军军部归来，便向李鸿、史说两位将领汇报了所了解的情况。史说随即下令，将所有军官及其家属集合于军部地下室，而部队则以连为单位原地驻守，静待解放军的到来进行接收。此外，代表还带来了周恩来副主席致郑洞国的亲笔信，史说遂派遣一名参谋亲自将信件送达郑洞国。然而，由于郑洞国当时正占据银行大楼，意图顽抗至最后一刻，信件并未能及时交到郑洞国手中。
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后续的统计数据显示：第六十军共有26000人投诚，新第七军则有22000人放下武器，连同地方部队，共计解决敌军73400余人。缴获的武器装备包括榴弹炮8门、火箭炮14门、山炮9门、战防炮28门、平射炮24门、迫击炮51门、六零炮183门；重机枪146挺、轻机枪845挺、步枪13000余支、子弹450万发、炮弹8000余发；此外，还捕获飞机1架、装甲车2辆以及卡车450辆。
杨友梅闻悉新7军弃械投降的消息后，急忙前来向郑洞国汇报。他本人也早已对战争心生厌倦，当史说与他商议劝郑洞国举义之事时，他虽表示赞同，却认为投降之举过于颜面无光，遂告知史说郑洞国计划象征性地抵抗一两天后再缴械投降。史说不愿多费口舌，随即另寻生路。此时，坚守银行大楼的郑洞国、杨友梅以及特务营已被彻底孤立，仿佛插上翅膀也难逃被围困的命运。
杨友梅唤醒了郑洞国，带着一丝忐忑轻声说道：“刚刚接到新7军史副军长与龙参谋长的来电，他们已与解放军达成共识，决定缴械投降。解放军承诺将保障司令官及以下所有官兵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李军长与史副军长均希望您能率领全军行动，解放军方面亦屡次表达了此意。您看……”言至此处，她顿了顿，语气中带着期待。
11、郑洞国与蒋介石告别
郑洞国心中满是绝望，在长春孤军奋战已逾半年，无人援手，亦无四平那般的殊死搏斗，十万精锐就此默默败退。对于一位将领而言，此般境遇的痛苦，实甚于战死沙场。他未曾答应投降，仅是将一切情形告知了卫立煌。不久，他接到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的电报，那是由蒋介石亲自指派来沈阳收拾残局的。杜聿明请求蒋介石派遣直升机接郑洞国离开，询问是否已有降落地点。郑洞国心怀感激与沉痛，答复道：“时已无多，况且我也不忍心舍弃我的部下，唯有以死相报。”
20日，银行大楼周边一片宁静，解放军并未对郑洞国发动攻势。事实上，杨友梅已决定不再继续顽抗，她秘密与我军取得联系，商讨放下武器的事宜。我军顺利接管了新7军移交的阵地与武器，正忙于清点和运送。东北局为配合长春的接管工作，派遣陈正人带领一批干部前来接收市政部门，并在长春部署军事管理，旨在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郑洞国也无可奈何，只得暂且搁置，待日后再作打算。
10月19日东北局作出对长春守敌处理的决定报林罗和中央。主要方针是：
1. 以解放团名义重组。
2. 为促进教育改革，决定将所有政工、特务人员及部队成员分离开来，另行组成独立组织。若这些人员有意愿返回原单位，未来我们将安排他们接受相应的培训或派遣。
3. 我们将礼貌地对待郑洞国等高级军官，努力争取他们发表宣言和通电，但决不施加压力。
4. 曾泽生、郑洞国等将赴哈尔滨。
5. 临时从军大选拔了一批干部，负责组织与运送任务。
20日，中央来电全然赞同东北局的观点。当日午后，我独立第九师第一团的朱政委步入银行大厦，与杨友梅展开谈判，再次强调我方所持的宽容政策。面对郑洞国坚持的顽固立场，杨友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最终，她恳请我军给予他们一丝颜面，希望在21日凌晨象征性地进行抵抗，随后让卫队投降，我军随之进驻，并向外界宣布郑洞国受伤被俘的消息。朱政委回应道，上级将会采纳这些建议。
10月20日，对于郑洞国而言，是他在长春度过的最后一天。在这寂静的夜晚，他向蒋介石发送了那份充满诀别的最后一封电报：
10月19日傍晚7时，我亲自致电报告：我部副参谋长杨友梅，以及司令部与特务团（包括两个营）全体官兵，在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的协助下，共计约千人，坚守央行阵地。自10月19日以来，日报上报道了激烈的战斗，敌方伤亡300人，我方伤亡官兵百余。入夜后，战斗虽渐趋平静，但敌军小股部队仍分批前来逼近，企图发动突袭，均被我军击退。直至今天上午5时，战斗仅零星发生。黄昏时分，敌军发动猛烈攻势，凭借其炮火优势，逼近我方央行大楼数十步之外的野战工事。我方外围守军，均英勇奋战，壮烈牺牲。目前，我军仅能坚守大楼内部，弹药将尽，尽管士气高昂，但已力不从心，恐怕难以度过今夜。回忆起接受命令时的艰难与危机，因我方德威不足，导致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局势已无法挽回，这使革命事业蒙羞，令人痛心疾首。我定当恪遵训诲，竭尽军人天职，维护民族气节，不负所托。然而，国事多艰，我深感未能继续随您左右，分担忧愁，并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感到遗憾。时间紧迫，特此电报，以表敬意。
职郑洞国
10月20日23:00
今日拜读郑洞国的那份悲怆告别电文，不禁让人既感辛酸又觉荒诞。郑洞国对蒋介石的忠诚、未曾临阵脱逃，这的确是事实，在蒋介石的黄埔门生中实属罕见。然而，他却虚构了一系列战斗场景，以示自己的英勇就义，这岂非笑谈？面对解放军的大军压境，他却未发一枪，只是静待约定时间的到来，束手就擒。由此可见，国民党内部充斥着相互欺骗、编造谎言以掩饰败绩的现象。国民党的衰败似乎已至尽头，而这也可算作其中的一段插曲。
凌晨四时二十一日的拂晓，银行大楼周围枪声此起彼伏。我军与国民党部队正在进行一场看似最后的“较量”。然而，枪口均指向天空，并未对现场人员造成伤害。萧劲光的司机在途中护送潘朔端将军前往迎接郑洞国，却不幸被流弹击中腿部。郑洞国误以为“以身殉国”的时刻即将到来，四处搜寻武器，意图自尽，却被卫士紧紧抱住，并被搀扶至一楼的大厅。那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早已恭候多时。面对这一情形，郑洞国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放下武器，静待处置，随后被押送上车，送往城外。至此，长春宣告完全解放！
12、萧劲光、萧华宴请郑洞国。
这天晚上，在郊区四家子一兵团司令部，萧劲光、萧华等摆下丰盛的宴会招待郑洞国。郑洞国神情沮丧，闷头喝酒，一言不发。二萧为他夹菜斟酒，非常客气，使郑略感宽慰。酒过数巡，郑洞国说：“我在国民党里干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二萧表示我党对此已有政策，请他放心。萧劲光说：“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郑将军今后打算如何？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郑表示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当个老百姓。并提出两条：一是不参与广播和报纸宣传；二是不出席公开的宴会。萧劲光和萧华微笑着，对此并不介意，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宴会尾声，二萧提议郑洞国前往哈尔滨休息和学习一段时间，他亦欣然接受，并满怀感激地说，这是他数月来首次品尝到如此美味的佳肴。
郑洞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倒霉的是尚传道。郑洞国迁往银行大楼时，他怕死没有一起去，在长春市里东躲西藏。20日当我军正在市内接管时，他想托人搞张路条逃出城去，没想到很快落入我军之手。他撒谎说是商人，一位干部很和蔼地说：“你无需再隐瞒，我们早已认出了你。”于是，尚传道成为了解放长春时少数被俘者之一，自然是懊悔不已。唯有军统特务头子项乃光等侥幸逃脱，逃往沈阳。
13、长春焕新
长春解放之后，东北局迅速领导开展了紧张有序的重建工作。原60军融入东北野战军体系，并于1949年1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由曾泽生继续担任军长。东总后勤部在短短数日内紧急调运3万套棉军装，确保了全军将士的换装需求。此后，该部官兵随四野主力南征，投身于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英勇奋战，赢得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赞誉。新7军官兵分批次被送往各地接受整训，其中部分炮兵部队即刻编入我军，西进与主力部队汇合，共同参与了沈阳的解放战斗。在陈正人领导的军管会指导下，10月21日，吉长铁路恢复通车，紧急调运30万斤救济粮，连夜发放给饥寒交迫的民众。次日，成立了解放官兵招待所，收容市内流散的国民党军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登记。一兵团主力于21日晚撤离长春市，仅留下少数部队负责守卫关键部门、仓库、工厂等，并紧急转移军用物资。经过一周的紧张工作，长春的电灯、电话、邮局、自来水、电车等基础设施均恢复正常运行。同时，群众自发掩埋了13000多具尸体，27日全市商店重新开业，29日中小学也陆续复课。尽管长春在国民党军的破坏下遭受重创，但共产党人的辛勤努力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了长春市民的广泛赞誉。
不战而屈人之兵，堪称战争之至高境界。长春之解放，堪称我军在解放战争中首次以和平手段成功接管大型城市的典范。此一胜绩，不仅极大地推进了辽沈战役的步伐，亦对长江以南众多大中型城市的解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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